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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加拉达卡Kalpona Akter:时尚的代价

| | | | 2018-10-12 07:37

Kalpona Akter担心自己性命不保。孟加拉服装工人每年为西方零售商生产价值300多亿美元的服装,而她对这些工人的支持,让她走到了势力强大的工厂主和孟加拉“行业警察”的对立面。

孟加拉达卡——Kalpona Akter每天都在担惊受怕中度过,报警也没法给她带来多少慰藉。在她的祖国孟加拉,由于惹恼了一大批权贵,她成了监狱的常客,这让她明白必须小心政府机关。

“当我在家里听到半夜有警笛响过,我会十分害怕。我知道我有很多敌人,”她小心地说道。“现在,我母亲的担忧加倍了,因为我的兄弟也是工会的组织者。”她的言语中带着一丝愧疚。

Kalpona停顿了一会,陷入沉默。你几乎可以感受到她内心的挣扎,她在思忖可以公开哪些信息,应该说些什么。“我现在面临生命危险,”她承认道。

她把声音压低了一个分贝,然后说道:“我的同事遇害了,我们俩都是目标。(他们的计划是)如果杀不了我,他们会把Babu杀了。反过来,如果杀不了Babu,他们会把我杀了。”

经过一番劝说,Kalpona道出了她口中“他们”的身份。有一点可以确定:“他们”是杀害Aminul Islam的凶手,后者是一位劳工维权人士,与她共事多年。Kalpona亲切地用绰号Babu称呼他。

他们俩并肩作战,曾一起入狱。Babu在Kalpona于17年前成立的“孟加拉工人团结中心”(BCWS)工作。“他不仅仅是我的同事,也是我的朋友,”她说道。

Kalpona Akter | Benjamin A. Huseby为BoF拍摄

坚持正义的巨大代价

2012年4月的一天,Babu突然失踪了。两天后,在离他最后露面的地方100公里处,人们发现了他的尸体。有人绑架并折磨了他——他的脚趾头全都断了,然后把他扔在路边,让他失血而死。直到今天,凶手还是如幽灵般萦绕在Kalpona Akter心头。

当被问到凶手的身份时,她的语气变得温和了些,但明显有点勉强。“谁杀害了Babu?很难说,”她有些犹豫。“有个内奸,多年来一直以工会组织者的身份潜伏在我们身边。他为国家安全机构和军队工作。但我没有证据,我不知道这个人是谁,”在改变主意之前,她缩小了凶手的范围。

“安全机构,”她的语气比她自己预想的要重。“他们或许受到了(当地)服装工厂主的影响。你明白吗?”

作为BCWS的创始人和常务董事,Akter在暗示凶手身份之前表现出的犹豫不决,是可以理解的。让她感到沮丧的不仅仅是自己有可能步Babu的后尘,还有至今仍逍遥法外的凶手。“人权观察组织”(Human Rights Watch)代表指责孟加拉政府机关不作为,对Babu遇害不管不问。

当时有报道称,失踪那天,Babu正在努力解决一起劳务纠纷,涉事工厂为多家美国时装大牌生产衬衫。

多年来,孟加拉工人一直受到国家严酷的打压,包括臭名昭著的“行业警察”对和平示威的暴力镇压。受雇的暴徒经常威胁、恐吓甚至殴打罢工的工人和工会组织者。

Kalpona Akter是当地最有名望的工会组织者之一。她与联合国机构合作,要求给予服装工人更多尊重;她在美国国会的证词,推动了反对服装业强迫劳动相关立法的出台;她还是2013年拉纳广场(Rana Plaza)大楼坍塌事故发生后,敦促西方品牌签订《孟加拉安全协定》(Bangladesh Safety Accord)的关键人物。

“生命的价值不可以用金钱来估量。(时装品牌支付的赔偿)还不够,但这是一个开始,至少比过去工厂支付的赔偿要多。”

Akter有时候会点名批评不遵守欧盟《孟加拉可持续发展契约》(Bangladesh Sustainability Compact)的工厂主。她还协助开展调查,以确保工人团体参与到这项旨在改善孟加拉工人处境的倡议中来。Akter必定不会受到工厂主的待见,因为她的所作所为让价值几百万美元的合同危在旦夕。

Akter的处境十分奇怪。她与大型国际组织的合作降低了来自孟加拉既得利益集团的威胁,但另一方面,国际知名度让她成了更多人眼中的障碍。

“早上出门前,我没法(向我母亲)保证自己会活着回来,”她说道。“现在,我不敢一个人出门,去任何地方都会有人陪我。”

以幸存者的身份保护幸存者

12岁那年,Kalpona Akter开始在服装厂做裁缝。四年后,工厂经理解雇了她,因为她开始组织工人讨要工厂拖欠的加班费。

“我了解到,我的工作时间不能超过规定的范围——这当时让我大吃一惊,工厂经理不可以打我耳光(作为惩罚),工作场所应该是安全的,”她回忆道。

“工厂经理开始通过社区领导人和警方,(对我们的罢工活动)实施骚扰和报复。他们解雇了我,让我的生活变得无比艰难,我甚至没钱买吃的东西。”

她继续说道:“他们(把我列入了黑名单)让我没法在其他地方找到工作。(但)幸运的是,工会雇佣了我,让我负责组织活动。”

二十年后,Kalpona Akter的使命是在全球供应链形成之初,为孟加拉工人争取合理的工资水平、安全的工作环境,以及组织工会和开展劳资谈判的权利。

“我的母亲教导我,面对不公正现象,有人必须站出来。在我看来,所有利益相关者都有责任做出改进,包括工厂主、孟加拉政府、消费者和(在这里生产服装的)国际品牌,”她说道。

服装厂工人在拉纳广场大楼坍塌事故一周年之际举行抗议活动 | 图片来源:孟加拉工人团结中心/ Sifat Sharmin Amita

不幸的是,直到多起灾难事件发生后,西方世界才开始关注孟加拉服装业的不公正现象。在众多事故中,2012年的塔兹雷恩制衣厂(Tazreen Fashions)火灾(100多人遇难),以及2013年的拉纳广场大楼坍塌事故(1100多人遇难),引发了海外媒体的最广泛报道。大多数遇难者是为欧美时装零售巨头生产服装的工人

当拉纳广场大楼在她四周坍塌时,Mahinur Akhter(与Kalpona Akter无血缘关系)年仅16岁。她已在这里工作了三个年头。

灾难降临时,Mahinur正在给专供出口的衬衫缝纽扣。在获救之前,她被困在废墟下将近10个小时,一台坠落的缝纫机还轧断了她的脚。现在,21岁的Mahinur还在忍受PTSD(创伤后应激障碍)的折磨,但又不得不为了母亲和两个弟弟努力工作。她认为自己幸存下来已是十分幸运。

“当我还在拉纳广场工作的时候,Akter(的劳工组织)会派人过来和我们讨论组建劳工团体,”她说道。“我当时并没有意识到这么做的重要性,直到大楼坍塌的那一刻。”

Mahinur回忆道,虽然工程师在前一天警告称这座大楼不安全,但在灾难发生当天,工厂主管还是强迫工人们进入大楼工作。

“如果我们有工会,工厂经理不可能强迫我们(进入大楼),”她说道。“从那天开始,我意识到工人们只有联合起来,才能生存下去。Akter这样的工会组织者让我们看到了争取到合法权益的希望。”

在从拉纳广场大楼坍塌事故中捡回一条性命之后,Mahinur开始走上索要赔偿的“漫漫长路”。Akter的BCWS联手其他工会和国际劳工组织,向涉事品牌施压,要求他们对受害者及其家人进行赔偿。

“我担心我们会被抛弃,被遗忘,”Mahinur说道。“(但)Akter和其他人一直在为我们争取赔偿。”

在多方压力下,“拉纳广场捐助者信托基金”(Rana Plaza Donors Trust Fund)成立了,但捐助来得很慢。2015年初,Akter告诉Mahinur他们将飞往美国,直接向涉事品牌提出赔偿要求。“这对我来说是个十分重要的时刻,”Mahinur说道。

Mahinur、Akter和美国劳工维权人士在三周内拜访了十几所美国大学,恳请学生们向两大零售商——The Children’s Place和Benetton施压,为信托基金提供捐助。

我们需要这些工作,这一点毋庸置疑。(问题是)为了得到这些工作,我们必须付出任何代价吗?

但在The Children’s Place位于新泽西州斯考克斯市(Secaucus)的总部,Akter和Mahinur因非法闯入遭到逮捕,当时他们正试图向该公司递交追加赔偿金的书面请求。不久之后,针对孟加拉维权人士和涉事学生的指控得到了撤销,但此事给Mahinur造成了巨大的心理创伤。

“我去那儿的目的是告诉他们我的故事,要求获得赔偿,但他们对我不理不睬,还给我戴上了手铐,”她说道。

她继续说道:“Akter告诉我要坚强。她说她之前也坐过牢,我们不会有事的。回到孟加拉之后,她来看望我,还给了我一些钱,让我在找到工作之前,用这些钱渡过难关。Akter这样的劳工领袖是我们的楷模。他们给了我们希望,让我们有勇气去抗争,去追求有尊严的生活。”

艰苦但足以改变生活

在如今的市场,流行趋势的变化速度比以往任何时候更快,而服装的生产成本达到了历史最低水平。Akter的工作之所以对全球时装行业尤为重要,是因为在孟加拉,大量工厂在为西方品牌快速、廉价地生产服装。

塔吉特百货(Target)、Gap、Topshop母公司Arcadia、H&M、C&A、沃尔玛(Walmart)、Kmart、Zara母公司Inditex、Primark、Next、Esprit……在孟加拉采购或生产服装的品牌不计其数。甚至可以这么说,走进任何一家美国商场或欧洲的高街区域,你都可以看到在孟加拉编织、缝纫、组装或修饰的服装。

“成衣制造业是孟加拉的经济支柱,”Akter说道。“这是工厂主势力如此强大的原因。他们中的有些人甚至是议会成员。我们的商务部长十分支持目前的管理方式,因此总能得到工厂主的支持,我们的总理(Sheikh Hasina)也是。”

孟加拉资深政客认为,Akter和其他工会组织者损害了行业的发展,因此时不时会给他们贴上“国家公敌”的标签。有时候,政治势力的干预助长了针对工会组织者的骚扰和暴力行为。

2013年拉纳广场大楼坍塌事故中被抬出废墟的服装厂工人,1100多名工人在此次事故中遇难 | 图片来源:Shutterstock

“每当我们发声时,他们会说:‘看,这是一场外国人发起的、企图破坏我国产业发展的阴谋。’(但)这和事实完全相反。你必须睁开双眼,才能看到事实。”

你得了解孟加拉经济收入对全球时装行业的依赖度,才能明白为什么这对所有人都事关重大。

BMI Research的最新数据显示,服装占到了孟加拉出口总额的84.1%。可以这么说,孟加拉对服装制造业的依赖,不亚于沙特阿拉伯对石油的依赖。但这两个国家的区别在于走上了完全相反的道路,一个经济发达,一个贫困不堪。

“孟加拉工厂的利润很低。如果因为劳工争端或罢工,导致工厂延误了发货日期,不仅工厂有可能倒闭,成千上万名工人也会失去工作,”Muhammad Atiqul Islam(与“Babu”Aminul Islam无血缘关系)说道。

身为“孟加拉服装业卓越中心”(CEBAI)主席,Islam与Kalpona Akter有过大量接触,有时候会站在维护工人合理工资和合法权益的对立面。

Islam还是一名工厂主,他在孟加拉开办了大约20家工厂,雇佣了15000多名工人。他的服装制造企业Islam Garments Group,向许多在孟加拉采购商品的西方时装零售商出口服装。他对“具有建设性的工会活动”表示欢迎。

Islam认为:“自2013年以来,孟加拉服装业在工人权益和工作场所安全方面取得了不小进步。”在当地服装业因拉纳广场事故受到全球关注的2013-2014年间,他在“孟加拉服装制造商和出口商协会”(Bangladesh Garment Manufacturers and Exporters Association)任主席。

“合作让改进成为可能,Akter这样的工会组织者当然也是合作的一部分,”他承认道。“但如果劳工团体给国际品牌传达了错误信息,或号召抵制孟加拉工厂,谁受到的伤害最大?当然是工人。”

“我了解到,在拉纳广场事故发生后,Akter和其他劳工维权人士请求国际品牌不要撤离孟加拉。我认为这是十分明智的做法,”他补充道。

他们把我们和杀人犯、罪犯关在一起,到处都是尖叫声。他们把我们当成动物,不把我们当人。

在经济落后的孟加拉,在服装厂工作是几百万人的生命线。没人知道目前在服装行业工作的人有多少,但估计有250万至400万人。据世界银行(World Bank)估计,自2010年以来,800万孟加拉人成功脱贫。虽然工资之低令人震惊,但服装行业的确有力推动了这一趋势。

“我们需要这些工作,这一点毋庸置疑,”Akter说道。“(问题是)为了得到这些工作,我们必须付出任何代价吗?”

如今,在服装出口额方面,孟加拉仅次于中国(虽然与中国差距很大)。除非发生全球贸易战,导致国际市场降低对进口服装的需求,孟加拉的服装制造业产值今后还会大幅增长。

孟加拉出口促进局(Bangladeshi Export Promotion Bureau)的数据显示,在截至2017年6月30日的12个月中,包括针织品和编织品在内的成衣为孟加拉创造了281.5亿美元收入。该局预计,如果计入皮革制品和其他相关品类,孟加拉国今年的时装出口额将超过300亿美元。

国际品牌可以离开孟加拉,选择其他国家,但这是不可能发生的。实际上,麦肯锡(McKinsey)的2017年首席采购官调查显示,虽然面临许多道德问题,但孟加拉仍是最受中小型时装品牌欢迎的采购地点。对于更大型的品牌来说,孟加拉的吸引力较低,但还是排在了中国和土耳其之后。

庞大市场中的小恩小惠

Kalpona Akter不喜欢假设,但如果有机会实现自己的目标,她也会迎合他人。例如,如果她可以召集所有在孟加拉设有业务的国际时装品牌的所有者和首席执行官,举行一次面对面会议,她会跟他们说些什么?

“我会跟他们说‘非常感谢你们提供工作’,这一点很重要。‘但我们希望的是有尊严的工作。请让你们的工厂支付基本生活工资,尊重工人的权益,(让他们)行使工会权利。请务必从孟加拉采购服装,但一定要向负责任的工厂购买。’”

Kalpona Akter | Benjamin A. Huseby为BoF拍摄

孟加拉约有5000至7000家服装厂。孟加拉服装业的分包商网络错综复杂,而且腐败猖獗,因此没人可以给出比这更加准确的数据。

许多孟加拉工厂故意将商业行为复杂化,他们与西方品牌之间不存在直接财务联系,而是采用由代理商和分包商组成的“间接采购”网络,不仅透明度较低,还存在监管问题。但在Akter等人的施压下,一切在向好的方向发展,但许多工厂完全隐匿在人们视线之外,而这里的工人是黑市经济看不见的推手。

最差劲的孟加拉工厂和狄更斯笔下的血汗工厂如出一辙。不过,大多数工厂是从事计件业务、临时开办的家庭小作坊,或是开在达卡(Dhaka)和吉大港(Chittagong)等城市、大规模生产服装的现代化工厂。

不管这些工厂的规模如何,他们提供的工资全都少得可怜。据估计,孟加拉服装工人目前的最低月薪为5300塔卡,约合62美元(虽然经验丰富、技术娴熟的工人收入更高)。

对于外国人来说,很难想象用这点工资可以过上怎样的生活。但目前的工资水平比四年前要高出很多,这真是令人难以置信。工资水平在这段时间提高了大约77%,这归功于Akter和其他活动人士的共同努力,以及他们在国内外施加的压力。但Akter和她的战友们仍面临一场艰苦卓绝的战斗。

在发生多起举世瞩目的灾难事故,导致成千上万名工人死亡和致残后,孟加拉成了全球最不幸的国家之一。在国际工会联合会(International Trade Union Confederation)最近公布的2018年国家排名中,孟加拉依然名列“全球工人工作环境最差的十个国家”。

柬埔寨也出现在了这一令人尴尬的榜单上。Akter说道:“在柬埔寨,工人们面临相同的困境,因为工厂主对政府的影响太大了。”

在孟加拉发生的一切十分重要,因为这可以给其他超低收入国家发出警示,或提供一种发展模式,具体取决于事态的发展方向。孟加拉的服装和鞋履行业可以为新兴采购中心提供先例和经验教训,包括缅甸和埃塞俄比亚,让当地的制造商和在这里生产商品的国际品牌受益。

身处前线的女性

女性在孟加拉服装工人中占比超过80%。Akter叹了口气,用沮丧的口吻说道:“每个人都在说:‘这些时装真不错,因为它们是女性制作的。’但他们从来不会谈到女性的安全或工作自由问题。”

“她们在孟加拉是二等公民,”她继续说道。“(许多人)甚至失去了对自己工资的所有权。他们的丈夫或监护人,比如父亲或兄弟,经常会在月底拿走她们的工资,所以她们甚至连工资都没有。”

但更糟糕的是,“女性始终会受到中层管理人员在言语和肢体上的骚扰,以及性骚扰。以前在服装厂工作的时候,我被工厂经理骚扰过很多次。”

Kalpona Akter从工人成长为领袖的经历,以及她在工人和企业之间搭建桥梁的努力,对女性尤其具有启发意义。Akter这样的活动人士可以用个人经历激励他人。Babul Akhter(与Kalpona Akter或Mahinur Akhter无血缘关系)还记得Akter的早年经历。

“那时候,生活对于投身劳工维权事业的女性来说并不容易。她手头有些紧,经常没钱坐公交车回家。她只得步行一段路,才能回到位于(达卡)北部(郊区)的家,”他说道。

Babul Akhter与Akter结识于23年前,当时他们正在达卡郊区参加要求提高工资的劳工抗议活动。俩人很快因出色的组织能力声名远扬,还入选了当地的一个劳工委员会。如今,他已是“孟加拉服装及独立工人联合会”(BGIWF)主席。

“她从来不会躲避危险。作为一名活动人士,(当时)她会和我们在午夜过后走上街头,贴海报,写标语……我从一开始就很欣赏她的勇气和实力,”他补充道。

那时候的孟加拉,当局经常找独立工会和维权人士的麻烦,对他们任意拘留,让他们承受身体和心理上的双重折磨,甚至向他们发出死亡威胁。

如果因为劳工争端或罢工,导致工厂延误了发货日期,不仅工厂有可能倒闭,成千上万名工人也会失去工作。

几年前,Akter和Babul在一次针对工资问题的罢工抗议中被捕。“警方对她提出了10项指控,而我是11项,”Babul说道。“她对我说:‘告诉他们我是组织者——我是女人,他们可能不会打我。’”

当被问到Babul提到的逮捕事件时,Akter立刻补充了相关细节。“我们在审讯室待了七天。我们长时间没有水喝。这里跟地狱一样。”

“审讯接连不断,而且时间不定,有时甚至是在半夜。有一次,我被连续审问了11小时,10个不同的官员轮番询问我相同的问题,试图让我承认(他们捏造的破坏公物和煽动骚乱)指控。”

警方把Akter从地方警局转移到了中央监狱,他们的处境进一步恶化。“本应容纳50人的牢房却关了大约150人,像关牲畜一样。他们把我们和杀人犯、罪犯关在一起,到处都是尖叫声。他们把我们当成动物,不把我们当人。”

除了Akter的勇气,Babul还强调了她的正直品性。“工厂主要给她一大笔钱,让她(保持沉默并)放弃诉求,”他说道。“但她全都拒绝了。”Babul很了解Akter,对她与逆境抗争的作风十分欣赏。“我们都是童工,而且没受过多少教育,”他说道。“但当你和她谈话的时候,你完全看不出这些。她的英语是自学的,她真正做到了自我提高。”

愈发激进的基层活动人士

但并非所有人都对Kalpona Akter赞赏有加。部分年轻的劳工维权人士认为,Akter在劳工运动上不够激进。

Sritee Akter Sahida是劳工维权人士中的煽动分子,她也因此声名远扬。Akter建立了国际声誉和高端的关系网络,而Sritee一直专注于在基层工作,几乎每天都会参加劳工会议,向工人们发表演讲。在谈到“明星领袖”的时候,她的语气带有一丝轻蔑。“他们在国外待的时间,比和工人们在一起的时间还长,”她说道。

她承认Akter为孟加拉的女性活动人士开辟了一条道路,但她认为,对于劳工领袖来说,扎根基层才是真正重要的。

工人在孟加拉达卡一家纺织厂中工作 | 图片来源:Shutterstock

“我也在辛苦工作。我永远不会忘记工人被解雇时的痛苦。如果你与底层人民失去了联系,你也会失去创造变革的能力。人不能丢根忘本,”Sritee说道,她现在是“服装工人团结联合会”(GWSF)秘书。

有人或许会把Sritee的观点解读为“酸葡萄心理”。对享有国际声誉和重要关系网络的人提出批评,实际上也是在贬低旨在引发变革的国际平台。还有人认为,Akter的直接行动风格并不适用于所有发展中国家。

“我相信,孟加拉的劳工状况一定是恶化到了令人绝望的地步,Akter才会冒着自己和家人的生命危险,为工人们发声,”Lanvy Nguyen说道,她是总部设在美国的负责任供应链机构Fashion4Freedom创始人,该机构专注于Maiyet等时装品牌在越南的商品生产。

在Nguyen看来,虽然抗议是引发变革的一种方法,但“安静地改变剥削制度,是实现公平的更可持续、更有效的方法”。她还提到了其他国家劳工维权人士的例子,包括柬埔寨的Moeun Tola。

“作为致力于在亚洲引发变革的海外投资人,为劳工维权是我的工作之一,但一个贫穷的亚洲女性工人,为饱受剥削的自己和其他工人争取权利和公正待遇,她所面临的风险要比我高出太多,”她说道。

Kalpona Akter对Nguyen的观点并不陌生。Akter经验丰富,她拥有近20年的基层和全球维权经历,这一点十分重要。在关注风险的同时让事态升级,以放大不公正现象,有时候是实现目标的最有效方法。在孟加拉,这一方法似乎经常奏效。

Sritee还暗示,Akter可能怀有更大的野心,或希望以劳工维权事业为跳板,走上更大的舞台。Akter对此表示否认。

“你的意思是从政(或从商)?不,我不可能这么做。我见识过身边的腐败。孟加拉的政治十分黑暗。我对此不感兴趣,”Akter说道。

Kalpona Akter还表示,她采取的策略并不全都是奏效的,而且劳工维权之路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她是第一个承认这一点的活动人士。与此同时,她也为自己在目前所取得进展中扮演的角色感到满意。她太忙了,完全没时间去故作谦虚。她无所畏惧,尤其关注结果。

“几年前,成百上千名孟加拉工人不幸遇难,现在不同了,”她说道。“他们比以前更勇敢地表达自己的诉求,活跃在劳工运动前线的女性也越来越多,工作环境也比我那时候要好。我很清楚自己取得了哪些成就,以及这些成就的意义。”

“我并不介意只从事劳工维权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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