皮尔·卡丹：从法国来的时尚“疯子”将被人遗忘？

　　我不确定自己曾是西方价值观的代言人，但我希望向人们解释资本主义是什么样子的。因为在社会主义国家里，资本主义被赋予了堕落的形象，但这些并不是事实!

　　对于改革开放后长大的一代中国人来说，皮尔·卡丹曾经是西方时尚的代名词。时光流转30年，皮尔·卡丹早被路易威登、迪奥、普兰达等眼花缭乱的奢侈品牌淹没，再也不会引起中国人的特别关注。但我们稍微留意，便发现皮尔·卡丹还是在中国人的记忆中留下难以取代的印象。

　　11月18日晚上6点，《中国新闻周刊》记者来到皮尔·卡丹公司在巴黎的总部。卡丹先生等在公司门口，亲切得仿佛并非第一次相见。

　　“因为投身于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每个人都说我是个疯子”

　　中国新闻周刊：说到30多年前进入中国市场，当你身处于一个完全不同于西方意识形态的文化背景中，你有过担忧甚至害怕吗？

　　卡丹：从没有过担忧。当时我在中国的冒险曾经引起很多人的怀疑，因为我投身于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每个人都说我是个疯子，但我个人从来没有怀疑过。在来中国之前，我就曾在苏联呆过一年，我在莫斯科也做了不少关于时尚的推广工作。

　　在社会主义国家做生意我并没有遇到什么麻烦。即使在苏联，我也享受着充分的自由。

　　我不是间谍，也不会提出过分的要求。相反，我总是愿意帮助他们，总是试图去理解他们和分析那里的形势。

　　中国新闻周刊：当你1978年来中国时，留下了这么一张历史照片：你走在一群中国人中间，你的衣着及气质与他们形成了鲜明反差。照片中的你在想些什么？

　　卡丹：他们好奇地打量着我，觉得我像个外星人。其实，我心里对他们有一种同情和尊重。当时中国人很不容易，他们为了某个梦想奋斗了一生。应该让他们认识到这并不是真正的天堂。

　　我并不是要批评什么，也没有资格来批评任何事情。这只是一种见证和内心的思考。

　　中国新闻周刊： 20世纪80年代，“皮尔·卡丹”在中国是一个充满梦幻的品牌。中国人首次认识了西方的生活标准。现在看来，是你给中国人上了一堂精致生活与时尚的课程。

　　卡丹：我不确定自己曾是西方价值观的代言人，但我希望向人们解释资本主义是什么样子的。因为在社会主义国家里，资本主义被赋予了一个堕落的形象，比如资本家挣很多的钱、剥削工人、贩卖奴隶等，但这些并不是事实。

　　第一次去中国时，我到了许多地方，去看不同的工厂。中国老百姓非常容易相处。跟他们在一起，你可以得到很明确的答案。一杯酒下去就会坦露心声，就成了朋友。但是与日本人，就不是这样了。我有一个50年交情的日本朋友，到现在我都不知道他在想什么。

　　就因为这样一种民族性格，让我与中国人一直保持着非常好的关系，特别是和当时在任的轻工业部部长。

　　在北京开第一家马克西姆餐厅前，有一次我跟这位部长说，我来中国是为了推动中法两国间的互相了解，因此我打算出资请一些中国模特到巴黎，给她们新的时装形象，而不是传统的中山装或旗袍，因为这些老式装束给人感觉很封闭，政治味道过浓。他当场答应了，前提是我承担所有的费用。这项活动获得了极大的成功，给我带来的媒体关注度是从未有过的。

　　我去中国就是为了了解他们，同时也试图让他们去了解外部世界。我个人为此投入了大量的资金，包括在马克西姆餐厅上的投资。

　　我并没有像其他投资者，坚持一两年，亏了很多钱后便撤离，但我留了下来。因为受法国金融系统的管制，我不能直接从法国调资来中国。所以，我不得不从我在日本的产业收入里面抽取资金，通过一家在北京开设有办事处的日本银行把钱调到中国。

　　我投资的马克西姆餐厅，是当时北京唯一的高级西餐厅，是资本主义在北京的象征。我不遗余力地劝说中国官员，马克西姆可以为来北京的外交官和国家元首提供一个交流空间。就这样我与中国的关系变得越来越密切和积极。

　　我只能影响那些喜欢皮尔·卡丹的人。即便在巴黎，有喜欢我的，也有不喜欢我的。我是第一个让中国人了解什么叫时尚的西方人。我很像马可·波罗，因为我们都具有冒险精神。

　　1958年当我在法国“巴黎春天”展示我的作品时，就有人预言说皮尔·卡丹终将被人遗忘。但现在我是唯一活着的那一时代的设计师，并且一直完全保持着公司的产权独立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