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19日，2年前，LV和Supreme合作，确认时尚界新潮流

今天是 2019 年 1 月 19 日，这一年的第 19 天。

在 Google 上搜索 “LV and” 这个词组，第一条搜索建议会是什么？

答案是 Supreme。

2017 年的今天，奢侈品牌 Louis Vuitton（LV）和街头潮牌 Supreme 在巴黎男装周上正式发布合作款。消息早先已经在 Instagram 上流传，先是 Supreme 粉丝发了张织满 LV 和 Supreme 纹样的毛衣，接着是 LV 男装设计师发了张 Supreme 的贴纸并且秒删。外界的猜测终于在男装周第一天得到证实。

这场合作让很多人感到意外，最直接的理由就是两家的历史过节。Supreme 曾于 2000 年推出结合 S 和 LV 图案和画板和服饰，被 LV 起诉后不得不下架。

LV 和 Supreme 似乎代表了两种截然不同的消费群体与场域：一个是以巴黎时装屋为大本营的奢侈品牌，一个是张扬青年亚文化的街头服饰。但时尚从来都是易逝、流变的。从 Marc Jacobs 到 Nicolas Ghesquiere，两任 LV 创意总监都热衷于跨界，后者更直白地表达过“在街头展示奢侈风格”的兴趣。

消费者也是善变的——包括“谁是消费者”这件事。根据贝恩咨询去年给出的展望，到 2025 年，Z 时代和千禧一代（差不多对应中国的 80 后到 00 后）对全球个人奢侈品市场的贡献率将突破 50%。他们像上一代掌握时尚界的知识，在意身份，把排长队当作一种仪式；他们热爱 logo，而 Supreme 简直把 logo 用到了极致；他们活跃在社交网络，对潮流的回应更敏捷，这部分解释了，为什么 LV 和 Supreme 的合作最早会在 Instagram 这个属于年轻人的平台上曝光。

新的、更年轻化的消费者结构，新的传播方式和消费模式，都在模糊奢侈品与潮牌、主流与非主流之间的界限。LV 和 Supreme 的合作更像是水到渠成而不是石破天惊，毕竟前者早就把村上隆设计的图案印在了纽约第五大道的旗舰店上，而村上隆的艺术，怎么都谈不上高雅。

“我只是觉得它们（Supreme）的形象和 Louis Vuitton 的形象放在一起很完美，有一种流行艺术的感觉。”

Kim Jones，LV 艺术总监

2017 年，LV 和 Supreme 的联名款在全球多家快闪店销售，据称卖出了 1 亿欧元，私募股权投资公司凯雷集团（The Carlyle Group）同年买下了 Supreme 的部分股权；去年，两家的合作继续；今年的合作情况暂未披露。

但 Supreme 也不再是 LV “放下身段”的唯一标志。去年，LV 请来了 Virgil Abloh 作为男装艺术总监，后者的成名作正是街头潮牌 Off-White。今年 1 月初，他为 LV 带来的新系列在东京一家快闪店亮相，头 48 个小时就比 LV 与 Supreme 联名款去年同时段的销售量高出了 30%。

去年底，《好奇心日报》梳理了奢侈品市场的新动向，文章值得一读。

此外还有：

从“汉城”到“首尔”

2005 年的今天，时任汉城市长李明博宣布将这座韩国首都的中文名由“汉城”改为“首尔”。变化首先体现在汉城市的中文网站上，中国方面随后也予以配合。

根据李明博的说法，“首尔”更接近国际通用的 “Seoul” 的发音，也在字面上体现了“首都”的含义。由于历史原因，朝鲜语中同时存在“汉城”和“首尔”的说法，但在中文中对应的是同一个词“汉城”，改名也有利于避免通信中的误解。

中国舆论对韩国首都改名反应不一。一些人指责改名的政治色彩，猜测其真实动机是强调韩国的民族独立性；也有人认为应当尊重本地语言的音译和本地人的自主权。

西沙海战

1974 年的今天，经过几天的对峙，中国与南越海军在南海永乐群岛一带交火，中国海军在两天之内即取得速胜。

永乐群岛是西沙群岛的一部分，二战后由中国管辖，但越南亦声称对其享有主权，一度占领了其中的多座岛屿。1974 年 1 月中旬，中国与南越对永乐群岛展开争夺，最终于 19 日清晨爆发流血冲突，中国在当天的海战中成功守住了已有驻军的岛屿。此时，邓小平提议扩大战果，中国海军接着通过 20 日的夺岛战役，夺回了南越 1956 年后占据的全部三座海岛。这被认为是中国海军对外作战中的首场完胜。

生日快乐，戴乃迭

如果说《离骚》《牡丹亭》《儒林外史》《红楼梦》《鲁迅选集》《青春之歌》《芙蓉镇》这些从古典到现代的中国文学作品有什么相同之处，答案可能是：他们的英文译者名单里有固定一对名字：杨宪益和戴乃迭。

1919 年，翻译家戴乃迭（Gladys Yang）出生于中国北京，今天是她的百岁诞辰。

戴乃迭生于一个英国传教士家庭，她的母亲在海淀从事神职工作，父亲在燕京大学教授经济学。她和父母一同住过燕南园，逛过庙会，游览过北戴河的海滩，会在母亲升起“米字旗”时回到一家人度假的小屋吃饭。当她在童年时代踏上英国土地时，她依然不会说中文，但“中国”一词将伴随她的一生。

1937 年，戴乃迭进入牛津大学，专业是法国语言文学。她在那里遇到了一个研究西方古典学的中国人，1915 年出生的杨宪益。他们一起谈论中国，抗议日本的侵略战争，一同参与传统的划船活动。当戴乃迭以未婚妻的身份随杨宪益回到中国时，她已经成为牛津大学第一位中文学士。这桩婚事并没有获得戴乃迭家人的全力支持，但它在战时重庆的知识界却是一件盛事。

戴乃迭和杨宪益的翻译工作有两个黄金时期，一个是 1950 年代，一个是改革开放之初。他们将不同时代、不同文体的汉语经典引介到英语世界，包括《红楼梦》《离骚》这样的巨著和 1976 年后那些更具时代气息的作品。

但在 1968 年 4 月文化大革命的狂潮之中，他们被卷入一场莫名的英国间谍案而分别入狱。戴乃迭后来说，四年时间里，她成了《资本论》在全世界最快乐的读者——因为这是狱中仅有的读物之一。她依然保持着尊严，而她并不知道自己孩子的处境。她唯一的儿子杨烨后来患上了精神病，在伦敦修养期间自焚身亡。

生命中的最后几年，戴乃迭不再频繁地出门、写作，情绪也变得压抑，尽管她依然会用微笑迎接造访的亲朋好友。1999 年 11 月 18 日，戴乃迭去世。此后十年，直到去世，杨宪益也不再从事翻译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