鄂尔多斯：打造新时尚帝国形象 逐步走向国际化

“这是我看到的中国”

　　从2008年9月在卢浮宫旁的咖啡馆里见面伊始,张奕龄在杜福尔身上看到的,不光是一个灵感涌现的国际时装设计师。

　　“在此之前,我已经见过不少设计师,”张说:“他们中不少人身上有着强烈的艺术家自我意识。”而杜福尔恰好与之相反,他骨子里是艺术家,却流露出训练有素的职业素养,愿意理解一个品牌的需求并为之服务——与个性极为鲜明的卡尔.拉格菲尔德和睦相处15年可以说明这些品质的由来。同时,他佐证了张奕龄对高级时装的看法:真正的国际化时尚设计不但要能够被主流人群认可,还必须具有很强的实用性。

“事实证明,’老杜’的设计里最让我欣赏的就是这一点,”张说:“他能用最简单的方式让主流人群接受他设计中的艺术成分。”比如,杜福尔用从潘家园发现的传统中国彩色呢绒布包裹纽扣,按照彩虹的色彩分布规则缝制在经典圆领深色羊绒开衫上,设计出了鄂尔多斯2009年秋冬季中订货量最高的款式——彩虹扣系列。

　　杜福尔则在张的身上看到了中国。

　　“我在欧洲各个领域的朋友们得知我跑来为中国人工作,都十分兴奋。”杜福尔说:“这绝对是一次新的探险,很多欧洲人都认为,中国即未来。”他的好朋友、法国影后凯瑟琳.德纳芙（她是伊夫圣罗兰 Yves Saint Laurent终生的缪斯）甚至特意为他挑选了一款自己认为很适合中国人的花卉图案——最后,杜福尔把这一图案用在鄂尔多斯的花朵系列中。

　　杜福尔在中国的收获有他预期的部分:在与拉格菲尔德相处时,镁光灯更多聚焦到这个香奈儿的灵魂人物身上——早在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时尚人士在观看香奈儿走秀时的评语就挑明了他的微妙处境:“在拉格菲尔德设计的经典滚边外套下面,是杜福尔设计的很舒适、很酷的针织衫。”这使得杜福尔在离开香奈儿后一直试图寻找一个能放手尝试的平台。最终,因为这一选择,他还获得了额外的体验。早年,拉格菲尔德以善于在自己的成员间制造微妙的紧张气氛来取得管理制衡而著称,而杜福尔与他的中国团队则逐渐建立起一种更为亲密和坦率的关系。

　　“相比欧洲设计师团队,中国设计师们工作的努力程度令人惊叹。”杜福尔说。当他要助手们帮他找碎花图案时,他们一下子就给他找来了“十几种”。这个年轻的团队对于各种建议显得十分开放,真实而自然,“他们乐于支持我,总是尽可能不让我感到沮丧。”

　　杜福尔在与鄂尔多斯的合作中少有的几次沮丧之一源于他与张奕龄的争执。杜福尔发现张奕龄在西单中友百货的女装柜台中没有能够完全实现他关于概念店的设想,这导致他的艺术家脾气一发不可收拾。“这本身与鄂尔多斯在渠道上的建设速度和产品设计中的磨合有关。”张奕龄解释说。在杜福尔还在摸索中国消费者的喜好时,他的服装系列难免有一些结构上的缺失,比如裤子和外套较少。而从销售渠道的角度来看,鄂尔多斯要跳出传统的羊绒柜台,在各个百货商场寻找黄金铺面开设男装和女装柜台,还需要时间。为出,张正驱使旗下的116家营销公司以每年多开20％家店面的速度快速增长。在杜福尔逐步调整设计框架后,张很快在上海兑现了为杜福尔开概念店的承诺。

　　“现在,我们和’老杜’的磨合期已经过去。”张说。在他设计的时装系列中已经有绝大部分产品完全符合鄂尔多斯最初对自身定位的设想。事实上,中国的消费者对西方时尚元素的接受度让身为中国人的他都惊讶不已。“有些我认为不大符合中国人审美观的衣服,反而卖得非常好。”

　　从某种程度上说,这使得杜福尔没有必要如开头所说,非要做一名“中国设计师”,并在作品中太过强调中国元素。但就像所有善于感知美的艺术家一样,他仍旧为中国传统绘画和刺绣中的花鸟图案心动不已,并将其用在自己的设计中。他还富于幽默感地在为鄂尔多斯设计的丝巾和大衣丝绸内衬上画满了中国人的面孔。

　　“这些面孔里有张（奕龄）,有我的助手们,” 杜福尔说:“这是我看到的中国。”

　　“让世界工厂为中国品牌服务”

　　杜福尔的灵感之源来自办公室一面巨大的软木墙——他将触发自己想法的一些资料和衣料随意用大头针固定于其上。

　　“我永远猜不透这些东西和最后设计出来的成衣之间的逻辑关系。”张奕龄半开玩笑地说:“也许,这就是艺术家和普通人的区别。”